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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吗?宣城罪犯辩护律师业务

发布时间:2020-04-03 18:20:01

宣城罪犯辩护律师业务jLrhwujN一、前言

宣城罪犯辩护律师业务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担任辩护人的职责,是为当事人向司法机关提出无罪、罪轻的意见。无罪辩护对律师刑事业务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纠正冤假错案,体现律师的社会价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体现律师的业务能力。无罪辩护的成功,可以为律师赢得口碑,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法律意义上的“无罪”,至少包括四层含义。

第一层,当事人的行为本质上不构成犯罪。

例如,合法借贷引起的债务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不是犯罪。再例如,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等情形下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也不是犯罪。这个含义与公众对“无罪”的认知比较近似。

第二层,当事人的特殊身份不符合犯罪构成的要求。

其行为虽然造成危害后果,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例如行为人是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

第三层,当事人的情节显著轻微,未达到犯罪的标准。由于犯罪行为将会面临严厉的处罚,法律对犯罪的成立设置了门槛,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例如,故意伤害致他人轻微伤,盗窃、诈骗等行为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额,这些都不构成犯罪,而是作为违法行为来处理。

第四层,指控当事人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根据法律规定,对犯罪行为的指控,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才能定罪。如果司法机关搜集的证据不符合要求,则不能认定当事人构成犯罪。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无罪”不等于“合法”。“无罪辩护”成功,并不意味着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是清白的、正义的。基于这个结论,律师应当以平常心看待“无罪辩护”,不能为了“无罪辩护”过于急功近利,有些案件无罪辩护获得成功,并不值得骄傲。

二、无罪辩护的成功率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希望律师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大多数刑事律师也将“无罪辩护成功”作为检验业务能力、获得成就感的重要指标。然而中国的司法实践似乎令人万分沮丧。

宣城罪犯辩护律师业务

根据公开的数据,从2003年至2014年,除2013年无罪判决率高于2012年外,这12年间中国的无罪判决率呈逐年下降趋势,2014年为0.066%。这意味着每万名被告人中,仅6.6人最终获得无罪判决。

无罪辩护真的这么难吗?刑事律师的作用真的这么小吗?很多人因此对中国的刑事辩护业务感到悲观。

这种悲观的情绪不过是一叶障目,或是混淆了概念。中国的刑事司法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无罪判决率如此低也是不正常的。然而,无罪判决只是审判阶段“无罪辩护成功”的表现。在整个刑事诉讼中,无罪辩护成功还包括了以下一些情形:

首先,大量的“无罪辩护成功”出现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接到犯罪线索后,会对相关人员展开初步调查,然后再做出是否刑事立案的决定。这是刑事风险的萌芽期,律师在此时介入,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

如果当事人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前接触律师,可以获得有关的法律知识,了解司法习惯。律师还可以帮助当事人固定、整理有利的证据,陪同当事人到侦查机关说明情况。

律师陪同当事人到侦查机关接受调查,对当事人而言是心理上的依靠,可以消除紧张情绪。律师虽然不能像英美国家那样出现在询问现场,只能在审讯室门外等候,也会给侦查人员形成一定的心理压力,避免一些违法的侦查手段(刑讯逼供、威胁、欺骗等),有效地阻却不负责任的刑事立案。

刑事案件立案之前的“无罪辩护成功”表现为:1、不予立案;2、做出其他处罚(行政拘留、罚款、警告等)。如果侦查机关认为该案件由其他单位管辖,会建议报案人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或者将线索移交有关部门。

刑事案件如果已经立案,则案件正式进入司法程序。由于此时侦查工作刚刚开始,指控犯罪的证据尚未完全搜集、固定,律师介入可以对侦查行为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根据我们的经验,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在律师介入后,不会出现刑讯逼供或者其他严重违法行为。即使有,律师及时向侦查机关提出意见,向其上级部门和法律监督机关控告,可以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刑事案件立案之后的“无罪辩护成功”表现为:侦查机关做出“撤销案件”的决定。

在侦查阶段还会有“阶段性”的辩护成果:1、侦查机关主动将强制措施由“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2、检察院对当事人做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侦查机关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其次,在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无罪辩护成功”的机会也不小。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律师除了不受限制地会见在押当事人,还可以复制全案的证据材料,有针对性地提出案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办案人员,法律素质整体高于侦查机关的办案人员,如果律师提出的意见说理透彻、证据充分,容易得到检察官的认同。如果律师是基于“证据不足”提出的无罪辩护意见,一般情况下检察官会将该案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两次补充侦查之后,如果检察官认为证据仍然没有达到起诉的条件,会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无罪辩护成功”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表现是:检察院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同样,在这一阶段也可能出现“阶段性”的辩护成果,检察院对当事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审查起诉”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刑事立案后,由于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证据搜集工作尚未完成,案件真相尚不明朗,侦查机关和辩护人难以对案件做出结论。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证据搜集、固定工作基本完成,律师开展无罪辩护有很大的空间。

最后,审判阶段出现“无罪判决”的概率极低,但是存在变相的“无罪辩护成功”。“无罪判决”率逐年降低,主要是因为:1、涉及的部门和人员较多,纠错成本太高,纠错程序极其复杂;2、经过侦查、审查起诉两个阶段办案机关和辩护律师的工作,大部分“无罪”的案件已经被过滤。近些年来,检察机关逐渐提高了公诉门槛,“不起诉”的比率有较大提高,这也是导致“无罪判决率”连年走低的原因之一。

进入审判阶段的“无罪”案件,要么是控辩双方在定性方面的理解分歧,要么是证据是否充足上的认识分歧,要么是人为因素干扰案件。基于上述原因,对于某些确实无罪、又“不便”做出无罪判决的案件,法院一般采取以下“变通”的办法:

第一种,劝说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在法律规定、证据情况等因素确实可以导致无罪结果的前提下,为了避免出现无罪判决,公诉机关一般会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撤回起诉后,刑事案件重新回到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机关大多做出“不起诉”决定,无罪辩护获得成功。

第二种,做出让在押当事人立即获得自由的有罪判决,包括:缓刑、实报实销(即“关押多久,判多长刑期”)、有罪免刑等。从判决书上看,当事人被认定为有罪,但是从刑期上看,在押当事人立即得到释放。

以上两种做法,是“中庸”文化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体现,一种中国式的司法“智慧”。从律师的角度看,无罪辩护也算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来看,无罪辩护的成功率并不低,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三、无罪辩护的认识误区律师在无罪辩护的过程中,会获得一些“阶段性”的胜利。这些阶段性胜利可能会得出“无罪”的结果,所以容易被误解为“无罪辩护成功”。以至于大多数当事人和部分律师会疏忽大意,错失良机,最终导致“无罪辩护”功亏一篑,甚至出现意想不到的坏结果。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误区做一个说明。

误区一

“取保候审”不等于必然会出现“无罪”、“缓刑”的结果

由于“取保候审”可以让当事人获得较为广泛的人身自由,而且取保的时间一般较长,会让当事人产生自己“没事了”的错觉。千辛万苦为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的律师,有时候也难免被胜利冲昏头脑,放松了应有的警惕。

取保候审之后,案件的发展有多种可能性。只要确定性的结论(撤销案件、不起诉)没有做出,公安机关有可能继续侦查,证据情况有可能发生变化,公诉机关有可能提起公诉,法院有可能认定当事人有罪并判处实刑。

所以,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固然值得欣喜,但律师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给当事人敲响警钟。要充分把握取保候审的时机,进一步获得无罪的证据,加强与办案单位的沟通。在没有得到确定性结论之前,绝不能松懈。

误区二 “不批捕”不等于“无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院做出“不批捕”决定后,侦查机关应当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大多数时候侦查机关会撤销案件,但是也可以提出复议,要求检察机关重新做出批捕决定。侦查机关也可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对案件继续侦查,直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重新决定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之后检察院提起公诉并被判刑的案例有不少。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不批捕”只是针对强制措施的决定,不是对案件做出的最终结论。要想获得无罪的结果,律师还要继续付出努力。

误区三 审判阶段公诉机关“撤回起诉”不等于“无罪” 在撤回起诉后,案件重新回到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机关做出“不起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也可以补充新的证据,重新向法院提起公诉。

以上三类误区,容易被人忽视。只要我们将“确定性”结论作为评价“无罪辩护成功”的标准,就可以减少这种工作上的失误。

四、无罪辩护的影响因素

当事人委托律师辩护,大多希望律师做无罪辩护,这一点可以理解。而律师也会在“无罪”与“罪轻”辩护之间纠结不已。律师新人更是感到迷茫:委托人要求律师做无罪辩护,自己也觉得可以做无罪辩护,但是无罪辩护会不会激怒司法机关,导致失去原本可以争取的“从轻、减轻”机会。到底如何是好?

有的律师根据“独立辩护”的原则,想出折中的办法:当事人认罪,律师做无罪辩护。或者由两名律师进行辩护,一人做无罪辩护,一人做罪轻辩护。还有的律师使用“退一万步说”的辩护方法,即:既做无罪辩护,也做罪轻辩护。

在中国特色的司法环境下,律师的变通也是无奈之举。然而,这种左右摇摆的“骑墙”辩护不能实现最佳辩护效果。选择罪轻辩护还是无罪辩护,要先分析影响无罪辩护成败的因素,然后再做决定。

影响无罪辩护成败的因素主要有:

1、案件的证据情况

在确定辩护方向之前,首先要对证据情况做全面深入的了解、分析。

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也没有完美的证据。如果以非常苛刻的标准来看待证据,则每份证据都可以挑出毛病,每起案件都可以做无罪辩护。如果每个案件无罪辩护都可以获得成功,则中国的监狱中不会有犯人,司法机关可以取消。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所以,对证据的审查不能“吹毛求疵”。如果律师要求排除每一个存在细微瑕疵的证据,最后以“证据不足”为由得出无罪的结论,很难说服司法机关办案人员。

同时,律师也不能以“举证责任在控方”为由,要求控方提供严密、无懈可击的证据,而自身怠于搜集无罪证据。

“事实胜于雄辩”,无罪辩护获得成功,“证据”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律师拿出强大的无罪证据,比针对控方出示的有罪证据展开滔滔不绝的辩论有效得多。

对控方证据的遍地开花、万箭齐发,很难实现无罪辩护的效果。“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强大的火力,定点清剿该案的“核心证据”,彻底摧垮全案的基础,才能达到无罪辩护的目标。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应当尽早向办案机关提交无罪证据,不必担心司法机关过早掌握无罪证据,会对当事人不利。办案单位真有这种想法,无论律师何时提交无罪证据,他们都可以对当事人不利。

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应当尽早复制卷宗材料,尽快向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提交律师意见,以免检察官阅卷之后先入为主,形成个人观点。一旦检察官向法院提起公诉,则“开弓没有回头箭”,无论辩方的观点是否正确,控方也不会做出让步。

如果辩方掌握足以认定无罪的重要证据,或者据以定罪的核心证据能够被彻底推翻,则可以确定无罪辩护的方向。无论有多大的难度,也要勇于坚持。

如果辩方手中没有强大的无罪证据,而且对控方出示的有罪证据只能伤其皮毛,控方可以采取措施补强其证据,那就要慎重做无罪辩护了。

我完全认可“程序正义优先”的原则。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实践中绝大部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实体”的关注远远大于“程序”。如果无罪辩护完全建立在该案“程序违法”的基础上,缺乏实体上强有力的支撑,很难实现无罪辩护的目标。

我的结论是:力度欠缺、胡搅蛮缠的无罪辩护毫无意义,不如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做罪轻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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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件所处的阶段

无罪辩护的难度,随着案件的进程不断增大。在同样的条件下,诉讼环节越少,卷入的司法机关、办案人员越少,无罪辩护成功的概率就越大。随着诉讼环节不断增多,纠错阻力会越来越大。在刑事诉讼程序的后期,无罪辩护成功就成为一种偶然性,不是当事人及辩护律师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目标,主要取决于体制内各种力量的博弈结果。

刑事立案之前的无罪辩护,成功的概率最高,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可以独自决定是否立案(形式上需要经过上级领导审批)。刑事立案之后,“撤销案件”不是某个承办人说了算的,还要需要经过较为严格的审批流程。

程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一般要集体讨论,或者检察院部门领导(甚至是检委会)研究、审批之后,才能做出“不起诉”决定(还要考虑和照顾侦查机关的情绪)。

程序进入审判阶段(一审、二审、再审),做出无罪判决需要审委会研究决定,还要考虑国家赔偿、错案追究,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意见和情绪,下级法院的态度等等。当事人及辩护律师对此是插不上手的。

在刑事诉讼程序早期进行无罪辩护,不仅阻力小,而且当事人蒙受的人身财产损失也小,无罪辩护的价值最大,效果最佳。所以,无罪辩护的原则之一是“宜早不宜迟”。如果在刑事诉讼后期决定做无罪辩护,那就要有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

3、案件性质

在案件定性方面的无罪辩护,律师需要向办案单位提供详细的法律规定、明确的理论通说,还需要大量生效判例予以佐证。如果仅仅是辩护律师的一家之言,人微言轻,很难得到办案单位的认同。

对无罪辩护成功的一些案例进行研究,我们发现一些规律:暴力犯罪(例如故意杀人案件)无罪辩护成功率大于财产犯罪,而毒品犯罪、职务犯罪、非法集资类犯罪等,无罪辩护的成功率非常低。这是因为:案件性质的差异,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证据标准存在很大差别,案外因素(上级过问、社会关注)的介入,也会对无罪辩护能否成功产生重大影响。

轻微暴力犯罪(过失或者轻伤),接近于民间纠纷的性质,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只要双方达成谅解,司法机关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严重暴力犯罪(故意杀人),如果非作案现场抓获,由于涉及到最严厉的刑事处罚,因而司法机关对证据的要求极高。如果辩护律师在证据方面有重大收获,则无罪辩护成功的几率大增。

毒品犯罪、职务犯罪是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鉴于犯罪行为的高度隐蔽性,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证据的要求比较宽松,尤其是职务犯罪的审理往往掺杂了纪检部门和上级领导的意图。这就给律师的无罪辩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非法集资类犯罪往往牵扯到众多的被害人,如果当事人不能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即使无罪证据较为充分,司法机关基于安抚被害人情绪、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也很难做出无罪的结论。

4、涉案人员数量及排序

在共同犯罪中,如果涉案人数较多,则排序靠后的当事人获得无罪辩护成功的可能性较大。

人数众多的共同犯罪,一般会区分主从犯。尤其是经济犯罪(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排序靠后的当事人在案件中的地位较低、作用较小。司法机关从治病救人、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也可以对其网开一面。

遇到这种情况,律师在对全案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让当事人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尽早从刑事程序中解脱出来。如果一步到位实现无罪目标有难度,可以先争取变更强制措施,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努力。

5、退赔情况及被害人态度

经济犯罪中的赃款追缴、暴力犯罪中对被害人的赔偿力度,很多时候是决定无罪辩护成败的关键。尤其是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前和刑事诉讼程序的初期。

不可否认,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基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考虑,有意无意地将一些似是而非的经济纠纷、违纪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如果当事人满足其追缴涉案财物的目的,就不再进入下一司法程序。

这种情况下,律师应当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建议。如果当事人有支付能力,而且经济纠纷确系我方违约,违纪行为也是真实存在的,律师可以建议当事人尽早破财消灾,免得最终人财两空。如果当事人确实没有支付能力,或者并不存在违约、违纪行为,也可以有理、有利、有节地对抗办案单位的违法行为。

在暴力犯罪中,尤其是一些过失犯罪,当事人的赔偿力度是安抚被害人一方最有效的手段。一些有疑点的严重暴力犯罪,如果当事人的赔偿令被害人一方十分满意,双方达成和解,司法机关也乐享其成,不再过问此事。

退赔数额的确定以及退赔时机的把握,是这类案件无罪辩护成功的关键。如何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数字,让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考验着律师的智慧和谈判技巧。

6、造成的后果及影响力

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人身伤害程度、财产损失数额),是影响无罪辩护成败的因素。案件的社会影响力、关注度,也决定着无罪辩护的成败。有的案件产生社会影响力之后,可以扫除一些干扰因素,使得无罪辩护可以顺利进行。而有的案件则在社会关注之后,再也不可能实现无罪辩护的目标。

从现有的成功案例来看:无罪证据充分的严重暴力犯罪(如杀人案),舆论大多会一边倒指责司法机关制造冤假错案。但是,职务犯罪、性犯罪案件则会引起激烈争议,为无罪辩护的推进带来麻烦。

舆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舆论之火并不容易烧起来,风向也不好控制。在无罪辩护过程中,舆论方面到底是点火,还是防火,是难度极高的技术活,一定要慎之又慎。

7、当事人自身情况

当事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司法机关做出处理决定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即使是轻微刑事犯罪,如果司法机关认为当事人有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例如有前科),承办人为避免担上“徇私枉法”的风险,也会从严处理,导致无罪辩护失败。

律师选择无罪辩护,还需要考虑当事人是否被关押及关押时间长短。尤其是审判阶段的无罪辩护耗时较长,当事人如果处于关押状态,更愿意接受缓刑结果,早日获释。如果当事人关押时间较长,涉及到国家赔偿问题及错案追责,纠错难度大。在这种情况下,律师一定要从当事人切身利益出发,向其告知无罪辩护的难度和各种可能性,由当事人对辩护方向作出选择。

结束语

尽管无罪辩护是由律师主导进行的,获得成功却并非仅仅是律师的功劳,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依法办案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是体制内的健康力量。

律师在无罪辩护中,要尽可能地建立统一战线,形成合力,创造有利因素、避免不利因素,努力激活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责任心。

无罪辩护获得成功,律师应以平常心看待。尽管律师付出了大量心血,也不必贪天之功,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一身。

而且,正如前言中所说,无罪辩护成功,只能说明法律得到了遵守,并不意味着正义得到伸张。作为律师,我们有什么骄傲的呢?